乡村遗产是传承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社会成果。包養平台推薦近年来，人们不仅关注历史村落与文化景观、文物与乡土建筑、文献与民俗技艺，更将目光投向乡村博物馆、乡村公园、当地特色传统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等。

新的节日受青睐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年有390余个民族节日，其中万人以上的节日有120多个。2024年龙年到来之际，这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节包養日：“村超村晚”。

今年2月3日，2024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贵州“村超村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举行，以此拉开了喜迎新年的序幕。

“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创举办的“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2023年初，文化和旅游部下发文件，鼓励各地开展“四季村晚”活动。

2023年，榕江以“村超”名气大增。“村超村晚”也入选了2024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村超村晚”的重头戏，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职工联队与贵州省村超联队之间进行的2024龙年“村超”足球贺岁战；随后，“舞醉龙”、侗族大歌以及苗族锦鸡舞、摆王木鼓舞等节目一起在“村晚”舞台上大放异彩。激烈的体育赛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展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节日的气氛一直到深夜还未消散。人们看完比赛，观摩了表演，又涌到了街上。赛场周边设置了年货大集，挤满了货摊和游客，人声喧嚷，到了晚上则愈发热闹，沿街饭店挑起大帐，各式风味食摊同样“烟火气”爆棚……榕江这座小城，常住人口不到40万，而“村超村晚”当天，至少有3万人来到现场观看。

搭建新的交流平台

来到榕江就可以发现，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节日场面。据榕江县“村超”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举办“村超”系列赛事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733万人次，仅夏季就接待519余万人次；网上点击浏览量更是达到惊人的580亿次。2024年新赛季，“村超”的参赛村队覆盖了榕江全县所有乡镇街道，从举办初期的20支迅速增加到62支，总人数超过1800人。从春节前到年后的元宵节，几乎每天都有比赛，再搭配特有的芦笙会、山歌赛等节庆活动，榕江的龙年年味既“浓”又“新”。

进入2月，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提出，“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这进一步激发了榕江人的文化激情。榕江县文化馆馆长李莎是“村超村晚”的执行导演，也是“村超村晚”舞台上的演员。“全场2300多名村晚演员来自榕江各个乡镇、各行各业。”她说，“这是村里的晚会，不仅展示民族文化，也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李莎还透露，“村超村晚”组委会正在谋划，在龙年吸引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文化节目走进“村超”。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被誉为“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榕江县民族节日众多，民俗活动丰富多元，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29个中国传统村落，每年的民族民间节日多达25个。

榕江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优势创新融合到了“村超”中。在球队入场和比赛间隙，侗族大歌、芦笙、摆王木鼓舞、多耶舞和少儿体操轮番上阵，加油助威。表演者来自不同村寨，身着多彩华丽的民族盛装组成啦啦队环球场穿行，成为球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尤其是当侗族大歌回荡在球场上空时，现场的人们都被那传唱千年的歌声感动到了。

侗寨增添新活力

“村超”的吸引力，已辐射到球场之外。

从榕江县城出发，在山间向东北方行进25公里，就可以抵达栽麻镇的大利侗寨。2006年12月，大利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它也是“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全国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一路盘桓上山。绕过高大茂盛的古树林，这座典型的侗族村落逐渐出现在眼前。冬雨刚刚来过，树枝上垂挂着冰霜；溪水穿寨，夹映着两岸的风雨桥、鼓楼和吊脚楼。村民们围坐在鼓楼的篝火边，身着盛装，唱起侗歌。

春节前夕，寨中各处已经贴上春联，挂好了红灯笼；风雨桥上，侗族姑娘编织着花带，各式民族手工织物围绕在身边。穿过风雨桥，沿石板路来到寨子高处，这里是侗家标志性建筑九重密檐式六角攒尖顶鼓楼。鼓楼是侗寨的象征，也是集会议事的公共场所。逢侗族新年等节日，全寨人都要相聚在这里，至今习俗仍存。

侗寨大多隐于深山幽谷间。“大利”之名来源于古老的侗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利侗”，自明初建寨，大利侗寨的历史已延续600余年。

2024年春节期间，这个原本偏远的民族山寨也迎来了客流高峰，许多游客其实就是球友。“村超”和“村超村晚”也期望为分布在周边的历史村落、村寨中的“非遗”引入新活力。为此，榕江推出“超好游”路线，制作和发布各类打卡旅游攻略，在“村超”举办期间，还有340.62万人次的游客被“带动”“引流”到周边县市。

年轻人回乡创业

距离大利侗寨不远就是丰登侗寨。为庆祝龙年春节，侗寨村民唱大歌、唱侗戏，打糍粑、做豆腐；长辈们还会拿出平日里一遍遍染晒好的侗布，给家里的小孩做过年穿的新侗衣。进入丰登，到处可以看到“倚山人”的品样标识，这里的山水田园间坐落着“倚山人手造生活工作室”，主理人杨成兰是从这个村寨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从小上山采植物染布，听着家家户户的织布机声音，穿着自家人用双手制作的衣服长大。‘倚山人’即倚山而居的人，想表达的是侗族人与大自然一直和谐共处、相互依存。”杨成兰说。

2016年，杨成兰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开始创业做侗布。刚起步时，工作室只有20平方米大小。她挨家挨户找织娘，坚持手作侗族土布。现在，她的合作伙伴有300多人，遍布周边十几个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项目也在此落户，通过带动精通侗族织染手工艺的妇女就地就业，不必再外出打工，从而减少了留守儿童现象。

创业8年，杨成兰在乡间地头建起了集染坊、手作房、织布间、体验空间、文创展厅包養網一体的工作室；不仅做植物染、手工织布、文创产品，还发展起了非遗研学、侗寨民宿。产品也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2022年，“倚山人”被列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非遗传习中心，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的同时，我们结合现代审美，讲究创新和实用性，希望做出能让更多人使用和喜爱的非遗产品。”杨成兰说。

侗布技艺多以口口相传实现传承。侗布的制作工序繁多，包括纺纱、织布、染布等，每道工序都极费时间与精力。在当代，侗布制作工艺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这么多年来，总担心这个手艺失传。”杨成兰描述工作室背后的故事，“我们不断去吸引、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了解当地文化，感受其中的魅力。”

“与刚创业那几年比，现在工作室的年轻人多一些了。”杨成兰说，“这一年来，‘村超’火爆出圈，也让我们这里的客人多了起来，更多人前来关注和了解这里的非遗。我盼望这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努力去做，也希望我们的侗族土布走向世界各地。”

关注新的文化现象

“‘村超’让更多人知道榕江，也让榕江的民族特色、非遗文化更加出名。”榕江县月亮故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文创负责人罗芸说。在榕江县“青于蓝蓝染艺术中心”和“月亮故乡文创中心”，特色蓝染总能吸引前来看球的游客。在“村超”赛场周边的非遗展销区，许多产品也出自这里。

2018年，位于榕江县城古州老街的两湖会馆，成为“榕江县月亮故乡文创中心”，展示服装、家具、首饰、文具等民族艺术系列文创产品。2023年夏季开始，公司推出了“村超”系列的T恤、足球抱枕、车载香囊、丝巾、胸针、首饰、包袋、装饰画等一系列蓝染、蜡染产品，仅2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40万元人民币。

“那时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加班生产。”罗芸介绍。平时车间里只有十几个绣娘，而在“村超”最火的时候，每天都需要40多个绣娘，最高峰时竟有95个绣娘同时在车间忙碌。

这些心灵手巧的绣娘大多来自榕江县周边各个村寨。设计师刘洋是“月亮故乡”的创始人。从2018年起，刘洋发起了公益项目“让母亲回家——手艺点亮回家之路”，公司把车间也搬到了当地扶贫搬迁小区，便于绣娘就近工作，有些活计包養網價格还可以带回家里做，从而带动村寨妇女就业。“忙碌的时候，绣娘每月的计件报酬能到三四千元。”罗芸说。

“村超”也为两湖会馆引来了新客流量。这里是“月亮故乡”蓝染研学主题线路的地点包養網之一。“村超村晚”举办的当天，在会馆举办了春节前最后一期研学营的开营仪式和蓝染体验课。

罗芸明显感到，在“村超”和新媒体传播的带动下，返乡的年轻人变多了。新招募的许多研学非遗讲师，都是返乡的年轻人；“村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蓝染文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融合机会”。

“村超”“村晚”为乡村遗产带来的衍生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各地新出现的文创产品、文化品牌，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和非遗保护创造了更多的“接力”机会，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进入可持续良性发展轨道的大大小小“村超”“村晚”，不仅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更可能逐步进入乡村遗产的大家庭，成为其中的活态构成。

链 接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享有歌舞之州、森林之州、神奇之州、百节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苗族侗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等诸多美誉。

黔东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有国家级非遗56项78处。

黔东南历史遗存厚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拥有415个中国传统村落、126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摘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网站）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制图：蔡华伟

核心阅读

快递进村不断深入，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如今，我国每天约4亿件快递包裹被揽收，其中1亿多件在农村地区流动。去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加速发展，为激发乡村消费动能提供有力支撑。

快递进村，特产出村，事关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不断提升的寄递效能，成为激发乡村消费动能的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比2014年增长近13倍；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870.3亿元，同比增长12.5%。

当前，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取得哪些成效？如何更好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3月28日，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回应社会关切。

辐射地域更广  覆盖品种更多

新一批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品牌项目落地

筛果、打包、出库、装车……陕西延安宝塔区柳林镇孔家沟村一派繁忙景象，一箱箱新鲜饱满的苹果在转运中心迅速流转，从田间地头发往全国各地。

“昨天在树上，今天在路上，明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上。”谈到发货速度，种植户石海军赞不绝口。去年9月，中通快递陕西延安转运中心正式启用，不仅将农产品寄递包養时效提升了15个小时左右，还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今年以来，通过中通快递发往各地的延安苹果已超200万票。

小苹果走向大市场，是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入推进，作为农产品上行的重要渠道，邮政快递业在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表示。

作为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邮政局持续整合资源、优化体系、丰富内涵，推动形成一批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品牌项目。

“经认真比选，最终确定143个年业务量超千万件的市级项目为‘金牌项目’，17个年业务量超200万件的县级项目为‘典型项目’。”林虎介绍，2023年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品牌项目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一方面，辐射地域更广、业务规模更大。“金牌项目涉及22个省份共91个市州，共产生快递业务量3包養網4.06亿件、业务收入163.76亿元。”林虎说，其中9个项目年业务量超过5000万件，另有35个项目年业务量超过2000万件。

以中通快递为例，2023年，全网年发货量超500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达24个，涵盖福建茶叶、东北大米、陕西苹果、四川柑橘、山东大蒜等众多农产品；承运的农村包裹超109亿件，其中农村上行件同比增幅超33%。

另一方面，覆盖品种更多、服务模式更优。梳理金牌项目可以发现，流动在农村快递这张大网上的农产品品类越来越多，既有脐橙、芒果等果品，海鸭蛋、牛肉干等畜牧业产品，又有莲藕等蔬菜，枸杞等药材及制品，鲜花、多肉等观赏植物，还不乏大米、玉米、红薯等粮食及副产品。

日益丰富的农产品类型，要求更加“快、稳、准”的寄递服务。

才下山头，就上舌尖。浙江湖州安吉县溪龙乡，安吉白茶主产区，上午春茶炒制完成，下午便揽收发车，实现“次晨达”。为了提高春茶发运效率，菜鸟速递专门组建服务团队，将揽收点设在茶山，保证随时揽收，实现春茶高效流转。

加大农产品仓储和冷链投入、构建生鲜产品线上销售平台……今年以来，快递企业主动适应农产品“品多、质鲜、量大”特点，对包裹急速揽收、物流降本等提出新要求，不断创新揽收模式，优化运输路径，延伸服务链条，更好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应用推广

提升服务现代农业的稳定性、便捷性、绿色化包養

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是打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的关键。聚焦低空、冷链、包装等重点领域，近年来，快递行业不断依靠技术创新，持续提升行业服务现代农业的稳定性、便捷性和绿色化。

——新设备加快应用，快递业务更智能。

浙江杭州西湖区龙井村，龙井茶核心产区，山间小路客流如织，放眼半空，无人机满载新茶有序穿梭。

“采用自研无人机进行茶叶运输，从山上茶农家到山下接驳点，全程从以往的23分钟缩短至8分钟。”浙江顺丰市场销售部负责人文磊介绍，单机单次载重可达50公斤，每天两台无人机可运包養網输新茶3吨左右，下山后将转乘专属货车直发机场，次日便能运抵北京、广州等地。

“强化科技创新，有效提升了农村快递的服务水平。”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主要快递企业积极探索无人机、无人仓、无人车应用，使用场景和范围不断拓展，有效缩短农产品投递时间、降低运输成本。

——新技术持续推广，包裹服务更科学。

春耕正当时，辽宁开原、山东泰安、安徽肥西等苗木产区，农户们正忙着修剪、搬运、销售苗木。

“苗木花卉外形各异且容易弯折，对包装及运输要求很高。”京东物流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确保运输安全，专门制定了专属包装方案，在打包环节，除木架加固外，还用缠绕膜进行封装，缩小包裹体积、降低破损率；在运输环节，使用物流吊牌挂签，避免面单脱落，保障顺利抵达。

前不久，京东物流包装实验室正式揭牌启用。据介绍，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包装材料数字化应用，推动快递物流行业精细化、绿色化发展。

——打造更多典型项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过去一年，我们加大了对脱贫地区的关注力度，打造出17个典型县级项目，主要涉及河北、内蒙古、河南等9省份的14个脱贫县、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林虎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打造典型项目，引导邮政快递企业助力更多脱贫地区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完善寄递网络  开展项目培育

今年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设施建设水平

近年来，我国快递进村不断深入，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在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农产品上行方面，寄递渠道畅通，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降低了农产品损耗，提高了流通效率，有力助推农产品外销、农民增收。”林虎说，今年，国家邮政局将多措并举让一批金牌项目“立起来”，激发全行业更好开展服务现代农业工作。

持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网络。通过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包養網，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加大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力度，不断丰富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载体。

因地制宜开展项目培育工作。立足特色农产品寄递服务遇到的堵点痛点，一方面，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搭建寄递企业与农户、农村电商企业、行业协会的沟通平台；另一方面，指导寄递企业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农村地区服务能力，改善农产品寄递服务质量，推动当地农产品寄递业务规模化发展。

一手抓提效，一手抓降本。“邮政快递业在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林虎表示，今年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降低农产品出村进城物流成本，提升农村地区寄递服务设施建设水平。持续实施“一村一站”工程，加快“一点多能、一站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让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收快递、寄快递。同时，深入推进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打造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引导邮政快递企业在农产品出村进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首尔2月21日电 “观览时间已结束，请有序退场。”位于韩国龙仁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里，工作人员引导着前来参观旅韩大熊猫“福宝”一家的游客。

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福宝”计划今年4月初回国。依据相关规定，在返回中国九宮格前一个月，大熊猫需在非公开环境下进行健康检疫管理和适应性准备，因此“福宝”最后一次与韩国公众见面的时间定在3月3日。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三岁多的“福宝”妥妥成为爱宝乐园的“流量明星”。

人气飙升的“福公主”

“福宝”是旅韩大熊猫“爱宝（华妮）”和“乐宝（园欣）”的孩子。“爱宝”和“乐宝”2016年3月入住爱宝乐园，通过自然交配于2020年7月20日诞下“福宝”。

归程在即，被韩国民众亲切称作“福公主”的“福宝”人气持续飙升。据爱宝乐园方面统计，近期平均每天访问熊猫世界的游客达到8000人。因为访客太多，原本没有限舞蹈教室制的参观时间被缩短至每人5分钟。

2月20日，韩国民众在韩国爱宝乐园参观大熊猫“福宝”。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即便如此，每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记者在熊猫世界入口处看到，虽然天气阴冷、细雨绵绵，但撑着雨伞等候参观的游客还是排起“长龙”，告示牌上显示，排队时间预计为200分钟。

熊猫世界里，熙熙攘攘的游客高举手机、相机记录“福宝”憨态可掬的模样。一位爸爸告诉身旁的儿子：“这是见‘福宝’的最后机会啦，马上她就要回中国了。”

居住在京畿道果川市的姐妹金俞娜、金世娜听说“時租會議福宝”要回中国，特地坐了一小时的车来到这里，这也是她们第一次来看大熊猫。“今天爱宝乐园一开园我们就入场了，结果还是在熊猫世界前排队等了80分钟，不过通常好像要等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九宮格。”

“虽然等了很久，参观时间也只有短短的5分钟，但一看到那么漂亮、那么可爱的‘福宝’，就觉得一切都值了。”说到这，姐妹俩不由露出开心的笑容。

写给“公主”的信

为更好向游客展示旅韩大熊猫一家的生活以及它们与饲养员之间的故事，今年1月20日，一间名为“宝之家”的大熊猫主题体验店在熊猫世界旁开业。由于访问人数太多，“宝之家”也对入场人数和观览时间进行了限制。游客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线上预约，不过常常预约一开放名额就被瞬间订满。

2月20日，一位小朋友在看“福宝”家族的创意作品。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宝之家”里不仅有“宝家族”所有成员的介绍、游客自拍打卡区，还有大熊猫与饲养员朝夕相处的九宮格视频影像。参观过程中，饲养员姜哲远写给“福宝”的一小樹屋封信引起了记小樹屋者的注意。

“福宝，我们的小公主，是爷爷。一晃已经和你在一起度过了3年时光，3年的岁月恍如3日。每天你都用充满好奇的眼神看着爷爷，跟随着爷爷。福宝生命里爷爷一直陪伴着你，你知道的对吧？”这封饱含深情的信开头这样写道。

“最近周围总有人问我：福宝非走不可吗？福宝离开你会伤心吗？我总是淡然回答：福宝有她自己的路要走，这是一开始就注定的离别。话虽如此，却让爷爷的心情更加复杂。”字里行间都是对“福宝”满满的眷恋与不舍。

在熊猫世界，记者见到另一位陪伴“福宝”长大的饲养员宋永宽。他说，“福宝”与饲养员共同创造了许多美好回忆。“如果一定要说最感动的时刻，‘福宝’出生的那一天，离开妈妈开始自己活动的那一天，真正开始独自生活的那一天……这些瞬间都令我记忆深刻。”

“就在刚刚，我还在给‘福宝’写信呢，我会一直关注她的消息。‘福宝’就是这样一只可爱又特别的大熊猫，希望她健健康康，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去中国再看望她。”宋永宽说。

“再见了‘福宝’，谢谢你！”

来自京畿道平泽市的崔智善在“宝之家”的“福宝”照片前驻足良久。“一想到以后可能（在韩国）再也见不到‘福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

“因为工作太忙，我没办法经常来，今天也是向公司请假赶来的。‘福宝’在韩国家喻户晓，连我爷爷、奶奶都知道。”说完，崔智善还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上的“福宝”气囊支架。

据爱宝乐园方面透露，他们正在小樹屋为欢送“福宝”准备主题为“遇见你是个奇迹，谢谢你‘福宝’”的特别纪念活动，还计划在“福宝”最后一次与公众见面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直播。

韩国一家私人运营的“福宝”论坛管理员罗景珉告诉记者，作为“福宝”的“铁杆粉丝团”，论坛成员从2月14日起通过自发筹措的资金在地铁弘大入口站等地刊登告别“福宝”的广告，本周六还将在地铁站分发“福宝”纪念品，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记住“福宝”。

面对记者镜头，崔智善眼眶湿润：“以后我还想去中国看望‘福宝’，希望她回到中国继续幸福地生活，即使忘了在韩国的生活也没关系，只愿她一直幸福。”（记者：陆睿、陈怡、姚琪琳；报道员：杨畅、金颢旼；剪辑：王沛；编辑：鲁豫、欧飒、徐晓蕾）

这是紧邻鉴湖而建的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坚持传统手工黄酒制作而闻名（无人机照片，3月15日摄）。

近年来，舞蹈場地在黄酒主产区浙江绍兴，黄酒产业在保留纯手工酿制技艺的基础上，开始向智能化生产迈进，逐步家教場地实现酿造智能化、储存智慧化、勾调数字化、物流无人化。与此同时，结合国潮個人空間，越来越多终端店铺推出黄酒奶茶、黄酒咖啡、黄酒布分享丁等创意饮品、美食，消费场景和包装愈发年轻态。

2023年绍兴市规上黄酒生产企业的总营收和利润实现双增长，黄酒衍生品也成为古城旅游消费的一大热点。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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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数智时代来了，高校如何应对

“软件”要跟着“硬件”一起变

场馆预约、每日菜品查询、校友认证……高校的数智时代，悄然而至。

上海交通大学通过数字化手段，能够及时掌握学生和教职工的需求和反馈，学校还开发了多个数字化应用程序，如智慧教室、数字化学习平台等。清华大学也积极探索数字化教育模式，开发了私密空間在线课程、数字化图书馆等资源。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建设智能化的校园硬件设施，建成了智慧教室、智能实验室、智能图书馆等教学相关场景，也覆盖到了师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私密空間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智能教育，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开展智能校园建设，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应对数智时代的变革？如何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高校还能给学生提供什么？这都是高校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与高校负责人，探讨在数智时代高校该如何应对挑战，实现教育现代化。

“每个学校的信息化都在加快发展”

武汉大学接到学生反馈，希望学校上线一个失物招领的应用程序，以此解决失物难找、拾物难交的问题。

很快，一款智能应用平台上线了，包含了信息登记、后台审核、物品认领招领归档的流程。仅上线试运行了两周，这个平台就帮助166名学生找回了失物。“我们希望将来能立足于教育领域，打造一款大模型。”武汉大学信息中心主任刘昕说。

从2020年开始，武汉大学就已经把全校300多间教室“搬”到了网上。老师和学生根据课程表，进入线上“教室”的直播课堂里，签到上课。

经过3年的建设，武汉大学网上办事大厅累计上线管理服务流程240余项，今年则开展了管理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双百计划”活动，“高效办成一件事”，围绕师生需求，利用现有的平台和手段，让大家“办事更方便”。

“每个学校的信息化都在加快发展，武汉大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在抓紧时机推进工作。”刘昕感慨。

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沈宏兴的话说，“现在的学生都是数字原住民，在卫生间里都要WiFi”。在上海交通大学打造的新型智慧课堂教室里，每个座位下面都有一个电源插座，“学生很喜欢”。

今年10月，在青岛举办的高等教育博览会上，包括刘昕、沈宏兴在内的与会专家和学者，共同深入探讨了数智时代高校教育的变化和应对策略。他们认为，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高校教育的外部环境，也给高校教育带来了内部变革。

很多离开校园多年的人，如果再次踏入高校，会惊讶地发现，方方面面的细节，比起自己记忆中的校园，已经算是“天翻地覆”了：智能监控、人脸识别、数字化签到、智慧化管理、在线云课堂……不知不觉中，高校硬件设施的智能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就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理事长种连荣所说的那样，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广泛深入地推动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教育信息化正在迈向数字化转型阶段。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一厅五中心”的可视化门户里，师生除了可以办理各种业务之外，也可以通过智能助手跟门户进行一系列交互。

比如，学生问“宿舍网费收费标准”，它会给出准确答复；如果一个学生发现门锁坏了，智能助手会直接给他推送应用，引导他办理报修；此外，如果学生想通过智能助手查阅资料，门户还会推荐相关文献。

这个智慧门户还能帮助举办活动，用户在活动引擎里新建活动类型，共享會議室比如讲座或比赛，随后设置开始、结束的时间和举办的场所，输入简介，还可以在后台设置报名、签到规则、考核方式、导入线下成绩等。在展示页面，甚至能自动生成海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王泉也提到，目前，该校建立了智能化的学生社区，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技术，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问题，提供个性化的学生服务和辅导。

“数字化转型一定要优化流程、提升效率、创新业务，是涉及多个部门的系统性工程。”王泉说，“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需要重构，不论是学习环境、教师能力的培养，还是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评价标准，都应该发生变化，特别是学习环境的建设和教师能力的培养講座場地。”

数智时代，怎样给学生提供更多附加值

让王泉感慨的是，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优化，是高校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高校需要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变化，升级人才培养模式。

对于这一变化，沈宏兴也有着同样的感慨。

“数字化时代，00后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课堂只占小部分。”沈宏兴一一列举现在的年轻人获取知识的途径，“网络资源、课外活动、实践项目、师生交流、人工智能模型……甚至有学生戏称自己毕业于‘B站大学’，这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目前在网络上，知识传播的边界越来越开放，教育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就有来自高校的大量优质教学资源免费共享。

在上海交通大学，常态化录播平台已经能够覆盖430间教室，实现教室画面和PPT双路采集。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按教学班限定的权限实时观看或者点播回看本教学班的课堂视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平台上有超过25万个学时的点播视频，日均点播观看3333人次。平台上一些精品课程，会有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慕名而来，反复观看。

沈宏兴收集了一些学生的留言，比如，有的称赞倍速观看功能；有的表示学习效果获得极大提升聚會場地；也有学生“强烈建议”开放通识类课程的权限，让所有学生都能不用选课也可以根据兴趣“蹭课”。

“录播课程已经成为学生学习的‘刚需’了。”沈宏兴说。

但也有老师提出了疑问，如今疫情过去，高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直播课程和网络课程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也有老师教學場地担心，这相当于变相鼓励学生不来上课。

上海交通大学专门为此做了问卷调查，600个学生匿名回答会在什么情况下观看课堂视频。数据显示，74.16%的受访学生是因病假或事假无法线下进入课堂。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坐在后排，为了看清PPT。只有不到3%的学生，是真的认为在教室和在线上听课效果差不多，所以选择不来教室了。

“直播是有必要的，同时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数字化背景下，有了课堂直播和录播，老师该如何上课？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是进行知识的输出，那学生真的可能都要跑掉了。”沈宏兴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

在他看来，高校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要改变校园的环境设施、硬件基础，更要改变高校教师的教育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需要改变大家的思维方式，“软件”要跟着“硬件”一起变。

沈宏兴提到，在目前学分制的条件下，同一个教学班的学生，往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差异大，对课程的期待和动机都不一样。传统工业时代标准化的课堂，其实无法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也无法提供针对性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没有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

“高校的课堂，不只是给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也要对他们进行思辨能力、团队合作、动手能力的培养，提供价值的引领，帮助学生进行人格的养成。”沈宏兴解释，当一个学生自己看完课程视频，他还需要通过交流互动、实际操作，才能真正完成专业素养的形成。

“也许学生自己理解错了呢？通过课堂上的交流讨论，通过老师的点评，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沈宏兴说。

数字化是手段，人才培养才是真正目的

沈宏兴坦承，即使是上海交通大学这样走在数字化转型前列的高校，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年轻的学生们有着很高的接受度。但高校老师，尤其是上了年龄的，则需要一定的培训或者心理建设。

“仅有五分之一左右的老师深度使用教学在线平台。另外我们发现，有30%的老师基本上用的很少，这方面要加强培训。”沈宏兴说。

对教师而言，数智时代要求他们具备更高的信息素养和更广博的知识结构，同时具备跨学科的能力，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学生而言，数智时代要求他们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有较高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

对此，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翁波在高博会期间也提到，2018年，教育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第一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试点工作。2021年9月，教育部启动第二批试点，支持北京大学等56所高校、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等20个地市、北京市西城区等25个区县，在更大范围探索、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时代教师队伍改革发展。

2022年11月30日，教育部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作为教育行业标准，给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5个维度的要求。其中，“数字化意识”要求教师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的价值，以及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带来的個人空間机遇与挑战，要有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以及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创新的能动性。

作为《教师数字素养》的起草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副教授陈敏在高博会期间表示，未来要培养的是“三术”结合的老师：具备基本的“学术”，掌握教学“技术”，还要有处理教学知识难点的“艺术”。

数智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和挑战。高校除了加强智能化校园建设、提高教师和学生素质之外，也需要适应宏观环境和政策变化，在多方面进行应对，培养出更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就像沈宏兴所说的那样，数字化是手段，人才培养才是真正的目的。 （记者 张渺）

边境线是什么样的？

在参加陕西师范大学组织的“红烛苗圃”边境国门学校交流实践活动之前，23岁的黄晶晶对“边境线”的认知还停留在课本上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直到真正踏足边境，目睹了边境线上的“钢铁长城”，黄晶晶的认识才被彻底刷新。

“夜幕降临，那条线特别长、特别亮，蜿蜒曲折、熠熠闪光。”这是黄晶晶对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所在中缅边境线的第一印象。

去年7月，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启动“红烛苗圃”边境国门学校育人实践项目，组织全校的200多名师生分为10个实践小队，分别奔赴云南、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古等五省（区）的10个边境县（旗）的国门小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家安全教育为重点，组织开展青少年交流成长营、教师教育培训班等系列活动。黄晶晶所在的实践队去的是镇康县南伞边境完全小学。

这所小学距边境线的直线距离只有400米，穿过学校的后山就能走到边境线跟前，甚至在教室共享會議室的铁门上还能看到境外飞来子弹留下的弹孔。黄晶晶说：“那一刻，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就是祖国的边境线，守护着每一名中国人。”

从西安前往云南边境线需要跨越2000多公里，10条线路的实践队师生们经历高铁转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倒大巴的漫长旅程，有的路线甚至要花两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不过，让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永辉格外感动的是，每一名大学生都顺利通过了体力和意志的考验。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和专业知识，为边境线上的小学生带去了一堂堂生动且充满希望的课程，也寻找到了更加坚定的人生方向。

2024年，“红烛苗圃”边境国门学校育人实践活动入选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罗永辉说：“这就是一次双向奔赴的育人之旅。‘红烛’是无私奉献的教师形象象征，‘苗圃’则寓意着通过‘大手拉小手’的帮扶形式，让边疆的孩子们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同时也加强青年大学生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能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大学生吗”

“这些孩子们虽然生活在边疆，但他们的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作为该校国家安全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黄晶晶和实践队队员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结合专业知识，为当地小学生讲一堂国家安全课。为了适应当地学生的学习特点，实践队在出发前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备课磨课，特别设置了刮刮乐、猜猜看等游戏互动环节，希望在寓教于乐中为当地小学生展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具体领域。

在讲到国土安全的时候，所有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我们的祖国一点儿都不能少！”时至今日，这句简单而坚定的誓言依然温暖着黄晶晶。那堂课上，为了鼓励大家，她给每一名小学生都发了一枚国旗贴纸。孩子们兴奋地围到她身边，争先恐后地表达着对祖国和未来的憧憬：“老师，咱们的五星红旗真好看！”“老师，你去过天安门看升国旗吗？”“老师，我想考国防科技大学，保卫祖国！”

黄晶晶的眼眶湿润了，她突然明白瑜伽教室了跨越山与海，奔赴到边境线上成为一名老师的价值与意义。

有实践队队员说：“这一次就足以刻骨铭心。”

在“红烛苗圃”实践过程中，像这样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课堂还有很多。每一支实践队都由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音乐学院、地理与科学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等不同专业的师生组成，他们各自发挥专业优势，打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他们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中心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堂，带领孩子们书写毛笔字、观看皮影表演、体验舞龙；在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城区小学打造科普实验课，带领孩子们探究虹吸现象、3D全息影像技术；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编排地理课，带领孩子们了解中国地理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保护等知识……

“边境线上的孩子们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随着大学生的到来，他们的理想也在逐渐变得具象化，希望成为像大学生那样的人。”学校国家安全学院党委书记阮小飞是镇康县实践小队的带队教师之一，让她印象很深的是，在离开镇康县的前一晚，当地小学生久久不愿离开，他们争先恐后地邀请大学生在笔记本上留下签名和鼓励的话语。

“老师，你们会再来吗？”“我能去你们那里看看吗？”“我们努力学习，能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大学生吗？”……这些小学生大多都是戍边人的孩子，他们出生并成长在这片见证着国家辽阔疆域的土地上，同时也充满对更多可能性的渴望。

在阮小飞看来，这次跨越千里的交流不单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次心与心的碰撞和教育的相互启发，“当地小学生拥有了现实中可以触摸的榜样，大学生则在与個人空間边境线紧密相连的祖国的强大中，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和边疆人民守边戍边的不屈精神，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责任，这种情感深深感染并鼓舞着每一个人。”

“边疆教育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和资源去填补空白”

对于21岁的实践队队员周嘉豪来说，明年6月是大学毕业的日子，也是启程前往西藏的日子。作为陕西师范大学西藏定向师范生，为了提前了解边疆地区的教育教学情况，周嘉豪主动报名参加了“红烛苗圃”实践活动，前往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金平县”）进行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

真正走进边疆之后，周嘉豪近距离看到国家对西部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也深深感受到教育对于改变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重要性。“那里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出乎意料的好，但教育资源和人才十分匮乏。我们看到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实验仪器，但很多老师在这些设施面前却很无助、迷茫，他们并不会使用这些先进的工具。”这會議室出租次边疆之行，没有让周嘉豪感到畏惧，反而让他意识到，边疆教育仅仅依靠国家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和教育资源去填补空白。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能够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嘉豪的内心充满了期待与准备。他说：“西藏的孩子们正等待着我，我希望能用在‘红烛苗圃’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为更多的小朋友种下梦想。”

作为党和国家布局在西部地区的唯一的部属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铸就了“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建校80年来，培养各类毕业生5教學場地0余万人，70%以上的毕业生投身西部基础教育一线。

罗永辉介绍，2021年起，学校启动了“百校行”西部基础教育服务对接活动，师生们深入西藏、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广西等地调研。“红烛苗圃”就是针对“百校行”活动开展过程中，学校发现的边疆边境地区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决定发挥西部师范大学作用开展针对性活动。

这趟“红烛苗圃”边境线之行中，陕西师范大学面向边境教师同步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培训。在西藏朗县，开展骨干教师成长发展专题培训，从提高写作能力、发展口语表达能力、增强听力与沟通能力以及如何使用创新教育方法等家教方面进行讲解；在云南金平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开展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和点评指导，并在河口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专题培训……

作为金平县实践队的带队教师之一，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倩希望能够在当地打通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育，由陕西师范大学的师生们陪伴这里的孩子走过小学、初中、高中，甚至走进大学。她记得，在青少年交流成长营开营仪式上，大学生和小朋友们携手合作，共同绘制了一幅长达6米的画卷，绘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造卫星、火箭发射，还有孩子们眼中的未来世界等。

张倩说：“这幅画融入了丰富的民族团结元素，象征着不同民族间的和谐与团结。不同背景的孩子们和大朋友们一起讨论、一起构思，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开始理解，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中国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沉浸式现场教学更加加深了大家对‘国之大者’的理解。”

“我们来保卫祖国，你们来建设祖国”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胡琼月是为数不多加入了两支实践队的学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马不停蹄奔赴云南省金平县和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在金平县，胡琼月主要负责聚會場地统筹协调工作，参与了课程设计、文艺汇演以及外出交流研学等活动；在朗县，她则充当起了青少年交流成长营班主任的角色，带领着3个班级的学生开展朗诵、绘画、音乐等课堂活动。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驻足边境国门，年轻的实践队队员们随处可见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胡琼月说：“那一刻，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仿佛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充盈着每个人的胸膛。”

特别的是，实践团队大学生和各族青少年还依托当地红色资源进行了实地研学。在西藏朗县“初心教育讲习堂”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在云南金平县参观“金平战史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西藏米林市前往“红旗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联馆进行学习。大学生们倾听戍边官兵的故事，身临其境地感受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一位戍边官兵对实践队队员们说：“我们来保卫祖国，你们来建设祖国。”

“新时代大学生就是要有吃苦精神。”学校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王楠带队去往的是西藏米林市。在那里，大家面临着2900多米高海拔的考验，还要应对种种未知的挑战。面对边境地区的特殊需求，14名师生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回到学校之后，王楠有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新发现：参与项目的大学生们在思想格局和国家意识上有了显著提升，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同时对国家和社会责任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国旗的升起，更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升起，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学校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霏带队去往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在她看来，这份爱国情怀是边境国门地区所独有的，不同于书本上的文字，它是真实生动且具体的，能够触及青年大学生的内心。

不过，如何才能长期且精准对接边境国门地区的教育需求？在刚过去的寒假，陕西师范大学又组织实施百名学生党员结对百名边境学校学生专项实践活动，研发了“红烛苗圃智慧教育学堂”云端数字平台，组织169名优秀学生党员与云南镇康、金平、河口，西藏米林、内蒙古乌拉特后旗5个边境县169名国门学校小学生结成帮扶交流对子，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打破时空壁垒，在线上开展“云阅读”“云学习”“云游览”“云书信”等活动，共读《祖国在我心中》系列图书。

4月21日至27日，陕西师范大学还将迎来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云南等省（区）的100名边境国门学校各族小朋友开展成长教學場地交流活动。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忠军说：“对于师范高校学子来说，就是要培养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共同理想信念，我们希望能带领无数青年学子用行动去诠释这份承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许革 来源：中国青年报

2236公里，这是从厦门大学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关桥乡关桥中学的距离。

从山到海，厦门大学的学子与西海固有着长达20余年的双向奔赴的约定。而他们，也只是全国25551名研究生支教团队员的一个缩影。

1998年，厦门大学等22所中国高校共同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以“志愿+接力”的方式，到中西部地区县乡中小学支教，同时推动校地共建，助力当地脱贫。时至今日，已经有218所中国优秀高校参与到这项持续实施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国家支持力度大、示范效应显著的志愿服务项目中。

7月23日，2022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主题论坛上，厦门大学第9届研究生支教团队员、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师林杨琼向世界青年分享了自己跨越2236公里的“山海情”。

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定义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在15年前，林杨琼曾到这个地区的关桥中学支教一年。

“老师，你觉得厦门和这里，哪儿更好？”在支教的第一堂课上，学生们这样问林杨琼。她愣住了。2004年，厦门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而窗外的操场黄沙漫天。看着孩子们明亮期待的眼神，她只能说：“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这里是你们的家乡，以后也是我的第二故乡，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把它建设得更好吧！”

为了做好支教工作，每个周末，她和队员都会带上干粮，走上一整天，去学校沿途的村镇走访家庭困难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做得最多的不是交流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而是劝说孩子们的父母同意他们继续读书。

“我再次开始怀疑我们支教的意义，真的能为这个地方带来改变吗？”林杨琼也曾有过动摇。

改变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于是，他们在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尝试着和当地老师包養一起去做一些改变，去打开教育的其他可能。他们为孩子们征订了书籍和报纸，为学习困难的学生设置了周末的学习兴趣小组；把游戏带进课堂，让孩子们尝试分组讨论，锻炼批判思维；把缺老师的体育课开起来，把舞蹈融入美育课堂。

“我们试着发掘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给他们相信的力量，让他们知道，即便没有依靠教育扭转整个人生，但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仍然可以给他们温暖、力量和方向，铺平他们走出去的道路。”林杨琼说。

在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这条小鱼在乎》的故事——海水退潮后，大量的鱼被搁浅在沙滩上。一个小男孩见状，捡起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有人劝他：“孩子，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谁在乎呢？”面对质疑，小男孩一边捡鱼一边回答：“这条小鱼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

正是秉持着“不放弃每一条小鱼，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信念，支教队员们利用节假日跑遍了学校周边乡镇、走访各地爱心企业和热心校友，包養募集善款，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不以山海为远，不以时间为限，接力讲好“这条小鱼”的故事。

2014年，当时的支教队员给身患疾病的学生马娟筹集资金，带她到北京治病，并教她吹陶笛、让她多交朋友。经过半年多的支持和陪伴，她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还考上了心仪的高中。

“老师们给我讲了好多好多道理，让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就是以这种方式，我让自己真的活泼起来了，现在我的高中同学们也很喜欢我，所以我很感谢老师们。” 马娟说。

2020年6月15日，在我国南海的厦门大学“嘉庚”包養網号科考船，通过视频直播为宁夏隆德县的孩子们带来的一堂“海洋大讲堂”，很多孩子第一次通过直播看见了大海。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第21届成员许继聪回忆道，“当时画面一出来，学生就集体哇了一声。然后，提问的时候大家都把手举得非常高。比如，有同学会问，无人机手臂在海洋中探测的时候，出现故障怎么办。”

借助先进的技术，像这样的“云课堂”更多地走入了西海固的各个学校。支教队员们还推出“艺术守望者”“七彩假期”等第二课堂活动，甚至在大山里为孩子们建了一个海洋标本馆。

不仅如此，厦大的支教老师们，“教会了我什么是社会责任感。”马小花说。这位林杨琼昔日的学生，考上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她佩服厦大的支教老师们，也成了自己眼中的那群“他们”。

林杨琼说，在西海固，像马小花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出大山，学成后又回到包養平台推薦家乡继续贡献力量。“什么是优质的教育包養網排名？即便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之后，我依然无法给出准确的定义。它有千万种迷人的样子，而这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山海接力，一定是其中最美好的一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将20岁到30岁定义为人生的黄金十年，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级上士龙通清将自己这段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守卫的大山和山里的孩子。

2006年，龙通清来到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服役。与此同时，他作了一个重要决定——跟随连队老兵杜国松，利用业余时间到驻地错那市卡达乡唯一的小学支教。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卡达乡，隐匿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冰峰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绝妙的自然景观，而绵延的雪山堵住了当地藏族包養網 花園群众走出去的通道，也让这里成为雪山孤岛。

卡达乡小学镶嵌在雪山山腰处。人们把这里称为“攀石坡”，要靠攀着石头才能通行。20世纪80年代，驻地军民用了十年时间，才在这座山上开凿出路。而在2008年之前，这些所谓的路，实际上是比正常巡逻路略宽一点的土路。

近年来，土路翻新，卡达乡和山外的联系才变得畅通起来。对于山里的藏族孩子而言，山再高，也无法阻隔他们求学的脚步。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可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坐在教室读书。

“让一个孩子读书，就是培养一个栋梁。”龙通清在卡达乡一守就是17年，“兵老师”的称呼也被孩子们叫了17年。如今在卡达边防连，像龙通清这样自愿支教的“兵老师”还有很多。他们巡守边防线，更接力守护着这些孩子，成为孩子们一生的朋友。

这些年，家境好的孩子陆续搬到市里念书，或者干脆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去了外地上学，但仍有不少孩子留在卡达乡的3个自然村。“只要卡达乡小学还有一个孩子，我们的支教活动就不会停止。”这天上午的巡逻任务结束后，龙通清带着连队的几名新兵，又一次来到了孩子们中间。

留下，是一种信仰的接力

当兵前，龙通清曾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并且有份不错的工作。入伍到了高原边防，他曾一度陷入迷茫。直到跟着连队老兵杜国松走进卡达乡小学，看到藏族孩子们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龙通清才觉得，他应该留下来。

去年，入伍16年的龙通清即将达到服役年限，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妻子的一句话令他陷入沉思：“你只有在执行边防巡逻任务和给孩子们上课时，两只眼睛最有精气神。”挂上电话，龙通清的脑海，满是他给孩子们上课时的情景。

“这里的一草一木需要你们，这里的孩子也需要你们。”龙通清随后又在学校偶遇卡达乡小学的老校长，他的话同样对龙通清触动很大。第二天，龙通清就递交了延期服役申请书。留下来，不光是追随内心，在他看来，这更是一种信仰的接力。

在连队营门两侧的石壁上，一副用红色遒劲字体描刻的门联，格外引人注目：“铁血边关铸就边防雄师，鱼水军民颂传万古流芳。”短短20个字，讲述了连队官兵与当地群众之间的深情厚谊。

“一代代官兵来到高原，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而来。看到这里的孩子在我们的帮助下读书成才，是我们心里最温暖的一件事。”就像连队时任指导员陈杰常说的那样，“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太重要了！要让山里的孩子知道，为什么要上学、要读书……”

1959年，包養卡达边防连建连，同年，卡达乡小学成立。那时起，连队官兵便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到学校义务援建，当“课外辅导员”教孩子们说汉语、唱国歌。

当时驻地群众生活贫困，一些孩子只好辍学回家，帮助父母放牧、务农。连队官兵在帮扶这些困难家庭时，也会想方设法督促孩子回校上学：“脱贫脱困，首先要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

小学的条件简陋，官兵就把修建学校用的物资、教材和图书，一点点从距离较近的错那市里背回来。

平常日子，他们既要辅助乡村教师开展教学，也会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生病了，叫连队军医给孩子们巡诊；想念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了，及时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

风雪肆虐的冬季，为了让孩子们安全上学，杜国松天不亮就从连队出发，把孩子们一个一个从家里接出来，再带着他们，排着队到学校上课。

连队有个传统，每位“兵老师”退伍前，都会和新兵举行一次支教“接力”仪式。藏族阿妈卓玛顿珠说，官兵来了又走，但在孩子心里，每一个“兵老师”都是挂在雪山上圣洁的彩虹。

去年，卡达乡多塘村走出来的藏族学生扎西巴珠，从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选择到拉萨当中学老师。寒假，他回到家乡，和最想念的“兵老师”们一起支教。

扎西巴珠12岁那年，杜国松成了他所在班的“课外辅导员”。乡村教师回家探亲时，“杜老师”每天接送他和同村的孩子上学、放学，就像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

一年冬天，扎西巴珠连续多日没来上学，杜国松上门家访得知，他的母亲希望他回家务农。杜国松语重心长地劝说这位藏族母亲：“扎西巴珠以后上学的费用，我可以出。家里有啥事，我们连队的战友都来帮忙……”

几年后，扎西巴珠考上了错那的高中，接着又考上了大学。2014年，杜国松即将退伍。临别前，他给即将参加高考的扎西巴珠打电话：“老师要走了，无论考到哪里，都给老师说一声。”

2021年，扎西巴珠研究生毕业。那年的春节，已经退伍安家在重庆的杜国松，特意邀请他到家中过年。扎西巴珠第一次见到了杜国松的家人，那个年，他过得幸福而温暖。

回来，因为这里有一种魔力

人生的选择有无数种，对卡达边防连官兵来说，留下来不易，把一件事坚持下来、传承下来，传成一种信念，化为一种情谊，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连队藏族老兵罗布，当兵前就曾是一所学校的藏语老师。入伍到连队，他努力学习汉语知识，成为连队为数不多的“双语通才”。

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第二年，连队老兵带着罗布来到卡达乡小学，从此成为一名“兵老师”。

然而天有不测包養风云，罗布的父亲突然病重，他只得选择脱下军装，回乡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

父亲痊愈后，罗布放心不下卡达乡的孩子，便再次回到当年驻守的地方——山河无阻奔赴而来，只为守护这里的孩子飞得更高。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罗布一直在卡达乡小学当“课外辅导员”。他把家安在了卡达乡卡达村，平时义务帮助连队战友运送一些物资。现在已成长为卡达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常对一对儿女说，卡达就是故乡，你们将来出去还要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今天在卡达边防连，许多战士不舍得离开，还有战士像罗布一样离开又回来。他们都说，这里有一种魔力。

一级上士唐琨调入卡达边防连之前，是某边防团文艺小分队队长，弹得一手好吉他。来到连队不久，他和战友一起到卡达乡小学教孩子们音乐。

“这里很神奇，窗外就是雪山，每天早上迎着一幅‘雪山旭日图’洗脸刷牙。”这是出生在江南的唐琨不曾见过的景象。但真实的生活，远没有描述的那样诗意。

刚到卡达的那些夜晚，唐琨几乎每天都要与失眠作斗争——夜晚睡觉时，他总会因为心动过速惊醒几次。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高原气候带来的不适反应。他用了整整两个月，才逐渐将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

但唐琨还是觉得自己“来对了”。孩子们说，“唐老师给雪山带来了歌声”。

“我会在业余时间给学生们上课，教他们乐理知识和唱歌。”在当“兵老师”的时光里，他看到了这里教育发展的落后，多次克服身体上的挑战，坚持了下来。他更在思考，能真正为当地的孩子，留下些什么。

去年，唐琨服役期满，他自费购买了电子钢琴送给卡达乡小学。他还带动孩子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周组织一次“读书课”。

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唐琨分享了绘本《田鼠阿福》。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卡达的孩子们，在物资匮乏的时候，那些诗意与美好一样可以像阳光一样照亮我们。”他说。

今年教师节，已经在老家四川绵竹市工作的唐琨，收到班里孩子们写来的信。

信中，孩子们与他分享了这半年多来的阅读感受，一个12岁的藏族男孩说：“一个人除了学习和生活之外，还要有更多的追求，精神的充实胜过物质的满足。”

2021年，从四川大学毕业的卡达村藏族女孩次仁曲吉，回到山南市当老师。龙通清得知消息，既高兴又感动。2017年，即将高中毕业的次仁曲吉，因家中困难打算辍学，龙通清把这包養件事报告连队主官，战友踊跃为她捐款。

后来，连队官兵每年都会给次仁曲吉寄去一些生活费。这让次仁曲吉坚定了反哺社会的想法。

包養網大学毕业，她毅然离开成都，回到距离卡达最近的山南市。在她心里，这里是自己的家乡，这里有最亲的老师。

教育，是有声的回响

如今，作为卡达乡小学“课外辅导员”，龙通清每周都会到学校，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普及全民国防教育。看着山里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长大后又回到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他说，这是他和战友最开心的事。

在卡达乡，这种渐变，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教育是有声的回响，付出一滴汗水，能收获漫天阳光。”杜国松已经离开卡达边防连好多年了，这些年，他和卡达乡小学的校长一直保持着联系。

作为连队传统的传承者，他每次受邀回连队时都说：“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在不妨碍训练执勤的前提下，如果有能力，我们应该帮助更多孩子。”

相同的经历也发生在龙通清身上。

龙通清出生在一个偏僻山村，儿时家庭生活贫困，初中还没读完，他就准备外出打工。后来在亲友帮助下，他才有机会踏入高中的大门，并在毕业后参军入伍。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前不久，在卡达乡小学的“读书课”上，山里孩子们现场朗读海子的诗歌，让龙通清湿了眼眶。

同时让龙通清开心的是，孩子们每人领取了一本新书——那是扎西巴珠自费从网上购买，并通过连队转交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阅读课上，14岁的藏族女孩卓玛曲丹把《长袜子皮皮》推荐给同学们：“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天生神力的女孩，勇敢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希望女孩子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获得更多勇气，让自己变得强大，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中士段礼科喜欢看到孩子们一下课就冲到阅览室的样子，更喜欢听到孩子们充满童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

有一次，他带着孩子爬到山顶的空地，望着远方绵延的大山，告诉孩子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

山顶上再次响起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一瞬间，段礼科仿佛看到了一群正在换羽的雏鹰，正在振翅欲飞……

拉萨，秋高气爽。某小学教室里，扎西巴珠讲起卡达乡“兵老师”的故事，台下的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我出生在卡达乡卡达村，小时候家里困难没法读书，是‘兵老师’的帮助让我回到教室。同学们，你们长大也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所学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

去年7月，走出卡达乡考上西藏大学的格桑德吉毕业了。9月初，她回到卡达乡，成为卡达乡卫生院的一名驻村医生。

“卡达乡地处偏远，医疗资源紧缺，我希望用学到的知识，帮助更多乡亲们。”站在圣洁的雪山脚下，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格桑德吉说，这是“兵老师”教给她的做人道理。（陈小菁、李学文）

打破“40分钟一堂课”，多地中小学探索长短课——

小课表“上新”，撬动教与学大变化

【记者调查】

一节课究竟有多长？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这是惯例——小学阶段每节课40分钟，中学阶段45分钟。

未来，这种惯例或将被打破。一节课，会以15分钟、30分钟，甚至90分钟，抑或是各种不同时长“面貌”出现。

日前，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建设指导意见，明确学校要充分发挥课程设置与管理的自主权，处理好规范实施和个性发展的关系，在保证每周课程总时长不变的情况下，用足国家方案、省级实施办法留给学校的排课空间，自主确定各科目周课时数、自主确定每节课的具体时长，灵活开设长短课、大小课。

这并不是新鲜事物。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不少学校打破“40分钟一堂课”的惯例，“试水”长短课、大小课的课型实践。其中，短课时多用于微班会、书法、英语等需要高频“输入”的课程，长课时则多用于需要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课程。

调研中还有另一种声音：尽管长短课更加符合学生发展需求、学科讲授规律以及未来学习样态，可要真正落地却困难重重。相较之下，“40分钟的课堂组织更省事”。

一张课表的改变能撬动什么？改革面临哪些现实困难？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学校打消顾虑，不断创新出更科学、更个性、更能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课表？

长短协调、错落有致，小小课表有了新模样

在重庆谢家湾学校，听不到铃声——没有上下课铃，没有统一的上下课、放学时间，也没有全校统一的课间操。

根据不同学科、课型的特点，不同年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学校采取“长短课—跨学科—走班制”的形式，不断优化课程实施。时间上，长短课相结合，保障学生每天10小时睡眠，2小时户外活动。人员上，95%的语数教师单班跨学科教学，以更充足的时间了解学生，为因材施教提供充分条件。组织上，探索学科动态走班，学生根据阶段性学习内容、学习效果、学习节奏，自主选择上课班级。

没有统一的上下课铃声，但也有着井然有序的上下课与课间休息，有着一张长短不一的课程表的，还有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

在这所“一班一课程时间表”的学校，短课时15或30分钟，常规课40分钟，长课时60或90分钟，三种课型用以适应不同的学科教学。

“学校制订课表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学习规律。哪些课上长短课、哪些课上舞蹈教室常规课，按课程、学段特点而定。比如体育课需要充分热身、一定强度的运动、放松整理，还需要自由游戏时间；美术课孩子需要思考创作，更需要创作后的展示分享交流，必须是长课时才能完成。科学课、习作课等需要小组讨论、实验操作的课程也适合长课时，否则很容易变成传授知识的精讲精练，缺少对过程的充分体验和全体参与。而写字、诵读等练习课适合短课，如果一写、一背就是三四十分钟，学生会很累。每日15分钟的微班会课，及时高频，专门用来解决发生在孩子交往中的微小问题，提升孩子的社会情感技能，避免校园欺凌事件。”该校校长宋鹏君说。

小小课表，决定着学生学校生活的内容与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成学习、生活的节律。“学科之间存在差异，不应‘一刀切’地规定统一的上课时长。”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示，目前中小学普遍实行的40分钟或45分钟的单一课型便于管理，却难以匹配当下的课程结构和知识学习方式变革的需要。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于工业时代，在快速培养大批量合格人才的背景下，遵循的是工业社会的标准化、流程化、大规模复制的基本逻辑，由此形成了统一的单一课型，并逐渐地习惯成自然。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越来越呼唤个性化教育的今天，这种运行逻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表示，对于长短课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教育本质的再思考：“到底什么是因材施教、什么是适合孩子的教育。”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舞蹈場地代末，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启了长短课、大小课等相关课程改革。近年来，随着新课标落地实施，长短协调、错落有致的课表更是在不少中小学纷纷“上新”。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最初在体育课上开始探索长短课的方式，除了35分钟的常规体育课，还有70分钟的长课，主要用于游泳课及篮球、足球等项目化走班课程。此后，长短课的方式陆续应用到其他课程。

宁波鄞州区则鼓励学校把上课时间剪裁、拼接，使形式服务于内容。如栎社小学15分钟的“成长微课堂”旨在通过游戏教育培养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与集体合作意识；长达半天的“美栎探索课程”则鼓励学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究探索。孩子们从中学到的，不再是单科知识，而是在面对真实情境时的信息搜集、信息处理、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

“设计和安排课表是一门学问，是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诸多方面知识的综合运用，体现了学生学习生活的节奏，折射着学生生命运动的节律。”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组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成尚荣看来，将课表设计、落实好，才能体现育人的宗旨：“课表犹如一个有机体，是学校的一种文化，其合理性、适宜性、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发现的。‘尊重课表，就是尊重规律’‘对课表怀有敬畏心’的说法并不为过。”

教与学的匹配达到最优，个性化成长变得真实而生动

打破常规课时安排的课表出现后，一个环节推动另一个环节，一系列连锁反应相继发生。

最直接的一个效果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运转后，没有铃声的学校反而变得更加有序了。

“一些中小学存在课间吵闹、学生冲撞出现安全事故、集中上洗手间造成拥堵等问题，还有学校上午一二节课操场上空荡荡，三四节课操场上班级太多活动场地不够，在我们学校几乎不存在这些问题。”刘希娅告诉记者，推行长短课时后，“铃声”掌握在师生手中，课堂上学生可以根据需求自由上洗手间、喝水或休息，也可以跟老师共同商定课间休息的时间和方式。校园管理的部分难题迎刃而解，不仅课间十分钟的安全事故减少了九成多，操场、专用教室等场所的利用率也大大提高，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还得到了充足保证。

同时，另一个变化也悄然发生。

记者调研发现，长短课的推行“倒逼”老师们教学行为的变化、教研意识的提升，也不断更新着校园里持续多年的学习观、学生观和课程观，催生了学校的课程创新意识。

在谢家湾学校，长短课的课程管理模式不仅为开展跨学科学习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时间，还让不同的专题学习和社团活动在课程设计方面有了更多自主权。近年来，该校研发了517个专题课程，成立了200多个社团，给予孩子开放多元的选择，个性化的校园让个性化的成长变得真实而生动。

“当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拥有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充足空间时，其学习的准备状态、情感状态才能调适到最佳，教与学的匹配度才能达到最优，自主性才能被有效激发。”刘希娅说：“这种学习方式和形式上的变化，建立起一种信任型的教学管理模式，激发了学生自主自律的学习内驱力，让学生从他控学习走向自主学习。”

“15分钟要有15分钟的精彩，90分钟要有90分钟的意义。短课时如何短小精悍、高效紧凑，长课时如何让学生动起来、保持学习专注力，这些都倒逼老师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每堂课前，和平实验小学的教师们都要集思广益设计学习单，把更多的课堂时间安排在学生小组讨论及演讲表达等方面。

“长短课的推行，可以让教师从固有的工作惯性中個人空間跳出来研究课型、教材，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长。”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赵诗辉说。

“今后5到15年，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教育理念也要从关注少数智力超常、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转到关注每家教一个人的创造性，建立起优良的环境，让优秀人才自己脱颖而出。”刘坚则强调，课程建设是推进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时曾指出，希望学校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探索开拓更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方式。创新人才培养不是常规教学之外的‘附加品’，而应全面落实因材施教并融入学校课程体系，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应随着学生学段的升高逐步增加学生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和个性化发展的弹性，为具有不同特点、不同兴趣的学生开设不同的课程进行差异化教学，让学生在不同课程的基础上，既能体现出个性发展差异，也能有共同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鼓励先行先试，有针对性地提升课堂质量

尽管好处多多，但记者调研发现，上述长短课等课程改革推行较好的学校，要么经历了相当长的改革阵痛期，要么是新建的实验校，因不用“除旧”而具有天然的创新优势。当下，要想在更多的普通中小学推行长短课改革，确实如不少受访者所言：困难不少、道阻且长。

一是部分学校管理者的固有思维难以改变，认为以往“40分钟的统一课堂”更方便管理，不想改革。

“传统的课程教育理念以效率为追求，以家教控制为取向，时间节奏比较规律，简化了课程安排，方便了教学管理。”赵诗辉说，“一旦施行长短课，就意味着其他很多环节的变革，牵一发动全身。”

二是部分学校因多校办学、专业教室紧缺等问题导致长短课排课落地困难，被迫放弃改革。

“每学期的课表我们需要提前一个月请专业排课公司交流，反复沟通好几轮才能确定。”宋鹏君告诉记者，该校40多个教学班的长短课排课“工程量非常浩大”，这对于那些班级较多的学校来说更是挑战。

“被现实打败了。”北京某小学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因片区内入学人口增多，学校不得不将部分专业教室改为教学班级，加之多校办学、部分老师需在不同校区任课，排课过于困难、复杂，致使“三家专业排课公司都放弃了”，最终，该校坚持了两年多的长短课改革在去年宣告结束，全校重回40分钟课时制。

三是长短课对教师教材理解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的要求大幅提升，部分学校师资无法满足。

“哪些内容适合上短课，哪些内容适合上长课，怎么上，要达到什么效果？都需要老师重新设计。这给部分原来熟悉老套路、老方法的教师提出了很大挑战。此外，课型调整也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挑战，单一的知识背景已经不能满足课堂效果的需求，复合型教师才能适应新的课堂。”赵诗辉说：“但部分教师还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上，设计、开发长短课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教师根据学生不同学段特点，掌握内容深度、认识深浅等的技巧和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培训。”

四是现行学校的评价体系，如教师课例展示、评优评奖等，大部分依然是针对统一的40分钟课堂展开。评价“指挥棒”不转向，难以长期支撑教师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一方面鼓励探索长短课、大小课，另一方面各类检查、评比时，对课程数量、时长设置又有着刚性规定。”一些学校负责人建议，不仅要出台鼓励改革的意见，也要在课程设置的考核方面进行相应调整，鼓励一批学校先行先试，让学校在时间设置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积极性，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课堂质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变革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往往也是探索空间最大的时候。”刘坚则认为，改革更多地意味着自我挑战，在呼吁相应支持的同时，学校管理团队也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是希望按照现有模式跟在别人身后？是因为一时冲动改革？还是期待探索‘什么是更好的教育’，与师生共同建构学校课程，继而改变学习方式、教研方式和教师工作方式？只有在学校内部先形成共识，营造好校1對1教學园改革微环境，才能聚會場地迈开重要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邓晖)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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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共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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